美国学者：拜登的外交政策需要修正方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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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查尔斯·库普钱（Charles A. Kupchan）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，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教授，著有《孤立主义：美国保护自己免受世界影响的历史》。

上任几个月后，当美国总统乔·拜登考虑修正政策方向时，有一种改变似乎特别值得考虑，那就是转向更加务实、更少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。到目前为止，拜登的治国方略一直集中于民主与专制的冲突。在上月底的国会讲话中，他把美国的对手定义为“世界的独裁者”，并誓言他们“不会赢得未来，而我们会，美国会”。想象着21世纪“民主国家……与专制政体的效用之战”，拜登呼吁召开一个全球“民主峰会”，以动员志同道合国家对抗非自由的挑战者。这种做法也许有助于团结美国人民，但它是一个战略性错误。拜登就职以来，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都很糟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“威胁”动武，中美两国官员在公开场合发生争执。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出新的军事威胁，美国和克里姆林宫互相制裁并驱逐对方的外交官。考虑到它们的不同利益，美中和美俄关系极尽紧张是不可避免的。但最近敌对情绪的升级，使出现严重外交决裂或更坏事情的风险上升，也阻碍了应对气候变化、全球卫生、核扩散和治理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等共同挑战上的必要合作。如果美国的大战略是专注于打倒非自由的力量，那它在任何问题上都很难与中国和俄罗斯合作。拜登政府应当设计精准的措施来回应中国和俄罗斯的个别威胁，同时寻求与它们进行务实合作，而不是发动意识形态攻击。就中国来说，美国及盟友应当反击它的“不公平”贸易行为，让关键供应链回归，保持关键技术领域的优势，并遏制中国日益壮大的军事能力。而对俄罗斯，目标应是遏制和制裁克里姆林宫的军事扩张主义、网络攻击和干涉外国选举。更广泛地说，无论什么地方侵犯政治权利和人权，所有民主国家都应当出声谴责。但在一个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不可逆转的世界上，面对当下显而易见的危险，我们不必划下一道新的意识形态断裂线。即使在冷战中，用遏制来对付苏联是有效的，那种非友即敌的战略在今天也不会有相同结果。苏联的经济规模最多只及美国的3/5左右，从未发展到可以在财力上赶超它的民主国家挑战者。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和胁迫式联盟拖垮了其经济，也削弱了它的全球吸引力。中国则不同，它的GDP将很快赶上美国，之后还会远超美国。凭借自上而下得力的政治经济治理、技术实力、巨额外来投资和雄心勃勃的外交扩展（包括大规模出口它的新冠疫苗），中国已经拥有巨大的全球影响力。冷战时期那种脱钩的、分成两大阵营的全球秩序是不可能重现的。在这个新兴的世界上，民主治理仍将保持其内在优势：人类更喜欢自由。但自从上世纪40年代成为全球强国以来，美国如今首次遇上中国这个全方位的竞争对手。由于需要中国帮助约束朝鲜、阻止全球变暖，以及解决其他跨国问题，美国最好是开始着手制定一个不只是“我们对抗他们”的战略。将民主与专制的冲突作为美国制定政策的前提，不仅不能遏制中国，更糟的是，这实际上会鼓励中国的反抗，去巩固它与弗拉基米尔·普京的俄罗斯的“联盟”。中俄两国在历史上向来是对手，中国的崛起自然会给克里姆林宫敲警钟。但是，这两个政权却在权宜下联姻，以抵制它们眼中的西方蚕食野心。美国应当阻止俄罗斯与中国靠拢，而不是推动俄中联手。正如美国上世纪70年代为削弱共产集团而去接触中国，拜登及其欧洲盟友也应该试着引诱俄罗斯倒向西方。拜登对夏季与普京会晤表达出的开放态度，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。虽然发现共同点并不容易，但如果选择与“邪恶”政权合作的话，美国在这方面还是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的。倘若拜登继续构筑意识形态的藩篱，他还有可能削弱而不是加强全球民主国家的团结。毕竟，美国的欧洲和亚洲伙伴好像并不想和中国干一仗。去年12月，虽然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表示反对，欧盟还是与中国敲定了投资协议（尽管欧洲议会能否批准还不确定）。同样，韩国、日本和中国周边的其他亚洲民主国家也对激烈对抗没兴趣。拜登聪明的话就不要强迫美国盟友做明显的选择。美国开国元勋们的建议是外交政策要保持耐心和克制。长期以来，美国一直可以靠自身的榜样力量，吸引其他国家加入民主阵营。它现在应该重归这种漫长的博弈。民主国家传播价值观的最佳方式是把自己的家打理好，这样才能比非自由的力量更优秀，进而战胜它们。美国及其民主盟友应该继续正视专制政权带来的威胁，但它们也必须给应对全球挑战的合作留一席之地。

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（Project Syndicate），原文标题“Biden’s Foreign Policy Needs a Course Correction”（2021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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